公共外交呼唤中国智库提升能力,中国特色新型

日期:2019-11-05编辑作者:中国军情

  日本《外交学者》1月22日文章,原题:中国谋求全球影响力——通过智库中国官媒周二援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新方针称,中国将寻求通过打造“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来促进软实力,到2020年建成“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高端智库”。

正在建设性参与国际体系的中国,需要智库发挥更大的公共外交作用。我国智库在组织架构、功能定位、运营模式、成果质量等方面存在不足,社会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不强。中国智库应聚焦国家现实和长远发展需求,全面加强能力建设,不断推出高质量的思想产品与创新成果,扩大国际话语权。提升公共外交能力,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应有之义。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关于推动发展智库的纲领性文件,在我国智库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意见》指出,将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智库的春天确然已经来临了。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将智库发展视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库建设从此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总书记对智库建设多次作出的重要批示,既表明智库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又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指明了根本方向、提出了总体要求。总书记表示,改革发展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是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 从全球智库来看,以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而论,不能不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该学会创建于1927年,是著名的公众政策研究机构,几乎影响了美国自上世纪初以来各个时代的重要经济、政治变革。根据2009年1月份的《外交政策》发表的报告“智库索引”,布鲁金斯学会被评为全球第一智库、对公共政策辩论最有影响的智库。评选未必完全客观,但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产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有目共睹。中国的智库建设虽然起步晚,但是伴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应当建立智库发展的“后发优势”,打造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服务中国战略、传播中国声音的中国版“布鲁金斯学会”,让中国智库更多走向国际舞台,影响国际舆论,提升国际话语权。 前瞻性的研究领域和思想产品是智库跨越发展、积累后发优势的必要路径。走好专业化道路,选择一个具有前瞻性的专业研究领域十分关键。而前瞻性的研究领域离不开相应的思想产品的提供和推广,因为这是智库之所以存在与发展的核心要求与价值所在。前瞻性从哪里来呢?这就需要以“影响力”为目标,积极组建有“影响力”的专家团队和提升对外传播的“影响力”。思想产品是智库的核心,它首先需要专家团队来研发和生产,然后还需要借助媒体对外传播。专家团队与对外传播是智库建设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这两个车轮必须有“影响力”,唯此才能实现有影响的“双轮驱动”,智库才有前进的动力。也只有富有前瞻性,既服务好国家战略,又能拿出让世界为之一动的具有中国气派的思想产品,我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才能与日俱增。 2009年7月,中央首次提及要大力开展公共外交。彼时,“公共外交”对于中国尚是一个新概念。当年10月,察哈尔学会成立时将自身定位为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而“公共外交”这一前瞻性的新锐领域则成为学会集中拓展的重点方向。实践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是察哈尔学会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一次积极探索。从专家团队来说,察哈尔学会一直致力于打造一个实践研究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专家团队,如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主要由我国退休的大使级外交官、外国前政要如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韩国前副总理林昌烈,以及“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教授等学术大家组成,而研究团队则囊括了一些我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 影响力不仅体现在专家队伍的卓越,更体现在影响对象的影响力、合作机构的影响力。《公共外交季刊》总编辑赵启正把该刊宗旨表述为“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其目标读者就是直接面向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的决策者和管理者,这些读者在各自领域深耕多年,是名副其实的“有影响力的人”。智库发展不能自说自话,自我评价,还必须展开合作,拓宽视野,取长补短。近年来,我们与北京大学、美国南加州大学、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以及韩国、德国等在全球公共外交领域有影响力的学术机构都建立了良性的合作机制,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世界知识杂志社、人民网、中新社等多家主流媒体则有着较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推进了我国公共外交事业的传播与发展。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关键就是要明确自身的发展定位问题。在发展的方向定位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强调的是“中国特色”和“新型”,要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而不能一味照搬外国模式;在发展的功能定位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不仅要服务于政府决策,积极行使建言咨政的职能,同时还要在国际社会提升自身的话语权,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真正做到“定位明晰、特色鲜明”,以及“规模适度、布局合理”。中国智库的发展已然迎来春天,高端智库的建设需要我们具备更宽广的视野,拿出更优秀的思想产品,以满足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而日益增多的思想品需求。这需要社会各界一起努力,给智库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网12月2日讯大国需有大智,强国必先强智。当今世界,智库在谋划国际战略、促进国际交流、影响国际舆论、塑造国际关系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何提高中国智库的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发展进程中必须回答的问题。

  中国智库目前排名如何?宾夕法尼亚大学每年对全球6500多家智库进行排名。据2013年的报告,美国占到全球前5名智库的3个(另两个在英国和瑞典),占了前10名的6个。而中国最顶尖的智库社科院排名第20。中国只有3个智库(除了中国社科院,还有排名第36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及44名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跻身全球智库50强。即便仅限于“中印日韩的智库”,中国也不及日韩。

正在建设性参与国际体系的中国,需要智库发挥更大的公共外交作用。我国智库在组织架构、功能定位、运营模式、成果质量等方面存在不足,社会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不强。中国智库应聚焦国家现实和长远发展需求,全面加强能力建设,不断推出高质量的思想产品与创新成果,扩大国际话语权。提升公共外交能力,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应有之义。

  11月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主办的第三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高峰论坛在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韩大川、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副主任操晓理出席论坛并致辞。专家学者聚焦“全球智库研究与展望”这一主题,探讨国际化视野下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之路。

  所以,北京正寻求提升其智库的国际声望,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一直在谋求与其不断增强的经济政治力量相称的软实力。智库的重要性在于它既是软实力的一个衡量尺度,也是增加全球影响力的一个渠道。正如中共方针所言: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中国,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缺乏,提供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不够多,资源配置不够科学,领军和杰出人才也匮乏。

在国外,智库被视为立法、司法、行政、媒体之后的“第五权力”。做强“第五权力中心”,已经成为中国发挥世界大国领导力的迫切需要和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来源。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所属的“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研究小组2013年年初公布的《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道出了中国智库的尴尬处境。据其统计显示,中国的全球排位已跃升至第二名,拥有429个智库,而美国却拥有1823个智库,是中国的4.25倍。该报告按照综合能力、地区分布、研究领域、特殊成就等类型,对全球智库进行了38项排名推荐,列入其中的中国智库数量只有20个,占该报告统计的中国智库总数的4.7%。虽然这份评估报告未能完全客观地反映中国智库的现状和特点,但发展相对滞后,国际对话能力不强,与国家软实力发展的需要远不相称,却是中国智库不争的事实。

澳门威利斯人708567 ,  提升研究质量是核心

  对此,北京开出的处方是,鼓励打造高端的专业智库。北京还让本国智库扩大国际交流,邀请外国专家参与本国研究机构,并增加与其他智库的国际合作。这是个有意思的建议,因为去年6月社科院曾被指被“外国势力渗透”。此类指责可能让中国其他智库重新考虑增加对外交流项目。在这方面,北京有必要消除混乱不一的讯息。

从公共外交视角看我国智库差距

  打铁还需自身硬。衡量中国智库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标准在于智库成果是否具有国际价值,归根结底靠的是研究质量的提升、研究内容的创新。

  中国重塑智库,显然一个主要目标是增强本国的全球影响力。另外,北京还想要智库在国家治理中发挥更重要作用,为政策决定出谋划策。但与此同时,指导方针对中国研究机构的限定也非常明确。这会制约中国智库的研究广度,造成学者不太可能放心提出真正大胆的建议。它还会——不论公平与否,继续有损中国智库在海外的形象。(作者香农·蒂耶兹,乔恒译)

从公共外交的视角看,智库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提供政策建议和决策咨询。公共外交实质上是一场“思想之争”,而智库是公共外交的“思想工厂”和“议程设定者”,为国家决策提供专业指导和智力支持。二是搭建互动平台,开展“二轨”外交。作为弹性有限的第一轨道外交活动的有益补充和角色替代,智库所承担的第二轨道外交功能有助于国家或地区之间就重大利益问题展开沟通协商、对话合作,有助于测试针对敏感问题的外交举措的可行性与被接受程度,有助于为冲突或争端寻求建设性的处理与解决方案,有助于在外交事务中达成深层次的理解、和解和妥协。三是传播政策理念与价值观,引导和影响公众舆论。智库的这一功能通常经由三层传播模式加以实现,即:将本国的外交理念、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内容通过智库人员与各国学者政要所构建的人脉关系网络进行人际传播;通过举办国际会议、合作研究、交流项目等形式进行组织传播;通过大众传媒尤其是借助新媒体的力量进行大众传播,以引领舆论导向,影响他国的外交政策,构筑本国的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

  韩大川表示,当前我国智库建设有了很大发展,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但从总体上看,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缺乏、提供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不够多等问题仍然存在。一些智库热衷于通过各种社会活动提高影响力,却不注重提升基础研究能力和提供扎实的研究成果。“因此,如何让智库产出高质量成果,符合决策的需要,达到中央的要求,是智库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

我国智库若要强化公共外交功能,发挥更大的公共外交作用,宜对照上述方面找差距。

  在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看来,高质量的智库成果来源于对智库研究性质的准确把握。智库研究并不等同于单纯的理论研究或者政策分析,而是二者兼而有之的综合研究。智库的特性要求研究必须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并提出有前瞻性、建设性的对策建议。“纯粹的学术研究可以只发现、批判问题,但智库研究还必须提出能够落地的、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

首先,在建言献策方面,智库作为“思想工厂”,其生存的根本在于思想的生产以及思想的质量。尽管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内的各级决策机构经常就国内外重大议题邀请专家授课、听取意见,智库专家也以各种形式、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国家安全和外交决策,但总体而言,智库的研究成果还远不能满足国家决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相较于西方,我国智库高端人才少,创新产品少,直接服务于国家“四大角色”——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的成果少,在前瞻性研究、战略性研究、对策应用性研究以及国别、地区和人物研究等领域更显不足。

  长期扎实的学术理论研究是高质量智库成果的基础性支撑。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光辉表示,必须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这方面,学界、智库界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例如,如何把中国国内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与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当前智库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其次,在“二轨”外交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智库已经将功能扩展到参与预防性外交、敏感问题磋商、冲突处理与争端解决之中,不断提出和应用新思想,推动协商沟通,充当外交政策的助推器,承担公共外交实践者的使命责任,更在其中体现出积极作为、灵活运作、婉转迂回、潜移默化的特质。反观中国智库,虽然与部分国家建立了交流机制,并且越来越多地涉及到重大和敏感内容,但在整体外交实践中,仍缺乏主动的应对博弈策略与长远谋划布局,“二轨”外交成效尚不理想。

  全球视野越来越开阔

第三,在影响舆论方面,根据材料显示,各国智库十分重视开展有关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外交、军事和人物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并通过多种渠道将其成果、思想和倾向性观点传播推广到中国,影响大众舆论和公共决策。有的国外知名智库甚至直接参与了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的改革方案和政策研究。国外智库通过组织学术活动或设立专项访问研究计划,邀请中国专家前往国外智库开展短期访问研究,还在华直接设立研究中心,搭建思想传播平台。如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都在中国设立了研究中心。而中国智库在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有重大决定意义的地区安全、外交关系模式、金融体系、贸易规则等方面则缺乏观点和创见,对各国共同面临的全球性议题的贡献力有限,中国智库专家们似乎主要是在使用知识而不是创造知识;在规模与效能上,与西方庞大的智库集群相比,中国有智库却没有品牌,有智库却没有智库群,显得分散和零碎,形不成公共外交的合力;在国际事务的话语体系中,中国智库专家在国际组织或会议上少有机会阐释政策、表达观点,在国外主流媒体上露面少、声音弱,缺乏对本国政策理念、价值体系的系统转化与有效包装,缺乏与境内外媒体沟通交流、整合运用新媒体等传播方式的意识与经验。

  中国正式“接棒”担任2016年二十国集团主席国后,我国智库作为牵头单位,在深圳、上海、华盛顿、日内瓦等地举行了数轮二十国集团智库会议,很好地为G20杭州峰会进行了舆论预热。

强化中国智库的公共外交责任和功能

  这是我国智库努力掌握国际议程话语主动权的一次生动实践。树立良好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国价值观念走向世界,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迫切需要发挥我国智库在公共外交和文化互鉴中的重要作用。“中国智库的全球视野越来越开阔。”李光辉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正在主动对接国际经贸规则,主动对接世界经济发展。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需要中国智库提供路径方法。

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呼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大发展。中国智库肩负着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重大使命,研究解决国家发展和崛起中现实和紧迫课题的任务,和行使公共外交功能,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责任。中国的快速崛起,又为智库开展公共外交创造了强大的需求、有利的条件和施展的舞台。

  在谈及如何进一步提升我国智库国际影响力时,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沐建议,应努力营造我国智库国际化的大环境。首先,未来应放宽限制,简化行政手续,吸引国际顶尖人才进入我国智库工作;其次,简化智库外事活动管理、中外专家交流、举办或参加国际会议等方面的审批程序;再次,国家应积极资助我国智库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以便获得真实的观察和一手材料,为国家制定对外战略提供准确而可靠的信息,以及可行性研究。

中国正在用更坚定的自信、更谦卑的姿态、更宽阔的胸怀与世界打交道,这就要求我们的智库和专家积极、及时、准确地宣扬中国的大战略、传播中国的声音。从胡锦涛同志提的“四力”——“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到习近平主席说的“三要三让”——“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身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中国的大安全观正在构建成型之中。不久前在第八届东亚峰会上,李克强总理用筷子的形象比喻,指出各个国家对于本地区的安全稳定都负有责任,只有互信、共存、合作才能维护地区稳定、世界和平和人类安全。他还引用了一句中国古语——“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显示中国将以感恩之心回馈世界,积极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努力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国家领导人上述一系列的对外重要宣示,通过智库和专家的解读分析,不光让外界听得到,听得懂,而且愿意听,有回应,得到了国际社会和周边国家的认真对待和热烈响应。

增强智库评价国际话语权

智库要加强公共外交能力,必须打好基础,聚焦于中国面临的全球挑战和重大现实课题,生产出高质量与创新的思想产品。比如:如何加强公共外交,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如何适应、影响、改变和制订国际规则,建设性地塑造国际体系;如何开创大国关系新模式,走出一条避免传统大国之间必然对抗冲突的新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如何维护日益扩大的国家利益;如何抢占国际道德制高点,影响并引导国际舆论;如何介绍推广中国的价值理念、发展和治理的成功经验,宣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如何化解外界的误解疑惑,塑造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如何凝聚社会共识,争取国内民众对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支持等等课题,都需要我们的智库进行专业评估,为政府机构提供全面、专业、具体的政策选择方案,同时还要直接参与到成果发布、思想推广、媒体引导、沟通游说等公共外交实践中去。

  环顾世界,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有关智库的评价都还处于起步阶段。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麦甘主持的全球智库排名当前影响力较大,但由于漏洞百出而权威性不足。作为一个智库大国,中国必须抢占制高点,增强智库评价的国际话语权,为构建普遍公认的、公正科学合理的全球智库评价体系作出贡献。

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各国更加期待中国对本国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外交决策、国情经验、发展动态以及决策背景等提供更多权威解释,对各种外界看法和疑问做出系统说明。中国强大了吗——侥幸还是必然的成功?富起来的中国变得傲慢了吗——中国到底在追求什么?中国变得富于侵略性了吗——遏制还是与之共处?还有哪些难以应对的挑战——中国有朝一日会被拖垮吗?繁荣和稳定的中国会回馈世界吗——西方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又分别能得到些什么?国外提出的诸如此类问题,中国的智库和学者都有责任及时予以回应。海外有关中国的和平崛起、市场潜力、实力增长前景、在世界的自我身份认定、国家利益的定义、价值观、还有中国的外交理念、地区影响力、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外贸依存度、企业 “走出去”、孔子学院、领土争议等方面的疑虑、误解、曲解,中国的智库和学者都有义务予以解释,用有说服力的成果,来维护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若听之任之、无所作为,任由不实、不全甚至是错误的信息和思想流传,则是我们智库和学者的最大失职。

  在这方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进行了有益探索。该中心2015年发布了中国研究机构推出的首份全球智库评价报告,研创了一套注重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注重指标体系切合智库工作流程、指标覆盖面广的全球智库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打造一支能走出去的智库专家队伍

  与会学者期待,我国智库界未来进一步深化对智库评价体系的探索,使智库评价真正发挥引领智库发展的指挥棒作用。“只有排名的智库评价没有意义,以评促建才是智库评价的落脚点。”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主任赵可金对记者表示,智库评价的真正价值在于完善智库发展的宏观环境、微观运作机制,促进智库提高生命力、竞争力。“要推动中国产生受国际尊重的、持续上百年的智库,这才是智库评价应该做的事情。”

智库专家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实践者。智库优秀人才若能更多地走向世界,有利于沟通思想、承载文化、传播知识、收集信息,有利于扩大我国的国际学术影响力,终有一日成了气候,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所以说,要做大、做强公共外交,必须打造一支能走出去的智库人才队伍。

  樊纲认为,不同智库在发展过程中不要追求面面俱到,要有相对的专业性,例如有的智库擅长舆论引导、有的侧重政策咨询、有的长于公共外交,要适当有所集中、有所侧重。智库评价的指标设计应充分考虑智库的差异性、多元性,鼓励一些有特色的智库能够得以发展。

要紧密跟踪国际学术前沿问题,完成高水平的研究工作,要在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文章,扩大影响,要及时发布、向国外推广智库研究产品,要走出去与国外官方和民间交流对话,要开拓进取设立海外研究中心等等,都离不开高水平、高素质和国际化的智库专家的亲力亲为。而正是缺乏众多这样的高素质、国际化人才,严重制约着中国智库“走出去”。

  山东社会科学院院长张述存注意到,虽然目前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智库评价体系,但大多数都是针对智库机构进行评价,缺乏对智库成果的评价。“智库竞争力和影响力最终都必须通过智库成果实现。”张述存建议在全国层面开展智库优秀成果评价工作,设置全国性智库优秀成果奖项,打破优秀智库成果评价中的“天花板”现象。

因此,我们要乘习近平主席关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批示的东风,以人才为中心进行智库创新。一是优化组织机制和管理模式,公平配置学术资源,淡化政府财政投入色彩,减少行政化干预,按科学规律办事,鼓励协同创新,最大限度地调动优秀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坚守智库的公共属性和社会责任,保护科研人员的学术独立性,杜绝学术腐败,保证研究成果的科学和实践价值,提升我国智库体系的整体公信力。三是改变衡量标准,不用机构的属性、单位的归属、大楼的面积、人员的数量、专业的种类以及硬件的优劣来衡量智库的长短,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到培养自己的国际知名学者和顶尖人才上去。四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旋转门”制度,将人才流动起来,智力发挥出来,使智库为决策服务的道路更为通畅,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搭起桥梁。五是吸引和选拔优秀学生进入智库,尤其是专业知识广博、外语语言基本功扎实,具有国际视野、良好的跨文化沟通和交际能力,了解和熟悉国际事务运作规则,具备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的国际化、创新型人才。

“未来的帝国乃是智力的帝国”,丘吉尔在二战后的预言如今已然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国家间的竞争成为智力的大比拼,人才的大比拼。全球智库在公共外交领域的较量,归根结底落到人才竞争上, 谁拥有数量多、素质高、具有开拓精神和富于创新能力的国际化人才,谁就能把握主动,立于不败之地。

陶 坚: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单 娟: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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